印度国内航线开始恢复，8月前可能开放国际航线

从世界政治与法律制度史的角度看，民主的发展脉络是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再到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形态也即综合民主。

例如，消防队员及时赶到火灾现场，实施救火、救人等措施，但在扑灭火灾以后，对大厦的一个楼层没有彻底清查，以至于在现场的两个儿童因未及时救出、吸入过量毒气致死。[12]参见杨小君，见前注[8]，页44。

[21]参见赵仕英等诉秭归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被羁押人及其亲属对于国家机关的这种安全保护职能往往寄予较高的期待。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以下简称《民事、行政司法赔偿若干解释》)规定的、明显属于司法怠于履行职责情形的是，在采取保全措施或者执行过程中，对查封、扣押的财物不履行监管职责，严重不负责任，造成毁损、灭失的。然而，《侵权责任法》把共同侵权行为限于共同过错侵权，而无意思联络的共同致害属于数人侵权之中的分别侵权。只要其是对外公开的，且不违反法律规范的明文规定，根据诚信原则和平等原则，其确立的作为义务就是公务组织应予履行的。

而第（十五）项作为兜底条款，也完全可以成为吸收法院怠于履行职责致害赔偿其他情形的依据。（二）与自然原因的结合这是指受害人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既有公务组织怠于履行职责的原因，也有自然界力量的原因。然而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宪法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宪法学知识的发展和传承也因此受到历史的局限性，既难以凝练成体系，也来不及对社会现实做出理论的回应。

这对宪法学知识提出的要求是，一种成熟的理论必须能对政治现实提供解释力与规范力。[15]在考察日本宪政实践的过程中，考察团同样非常看重日本宪法是如何维护天皇至高位上地位的。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中，宪法学知识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传播，主要通过了两种途径：一是译介西方宪法制度和理论方面的著作。[5]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立宪主义的价值原理，体现出与专制政体截然对立的宪政思想。

孙中山在有生之年曾多次推动五权宪法由思想变为制度现实，1922年夏，孙中山还曾令叶夏声按照他的主张，拟出一份五权宪法草案，但这些尝试没有成为立宪现实。现代中国的宪法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引进与移植一直是中国宪法学者最为主要的学术工作，西方宪法学知识成为中国宪法学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31]他认为，研究宪法草案需要分做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们可以从学理上或原则上去研究，中国的宪政以中山先生的遗教为根据。《临时约法》的缺点不在于规定了责任内阁制，而在于没有规定保障其正常运作的健全规则。宪法规范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基础是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协调，社会现实发展的合理要求应当通过宪法得到确认，以发挥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革命党人拟定的《中华民国鄂州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下称《改定条例》）。

臣民有协助保守治平之义务。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也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26]他将政治权力划分为权和能。宪法学知识除了与政治呈现出交错关系，还要不断满足启蒙民众宪法意识的现实需要。

就辛亥革命而言，宪法学知识主要起到了启蒙民众精神、建立和组织民主共和国的功能。国家既经如此成功，所以叫做‘民约，就是大家立了契约，互相遵守的意思。

除了翻译著作，知识分子们还以报刊杂志为媒介，广泛宣传民主自由思想。第二，宪法学知识需回应制度实践。

按照孙中山关于革命程序的设计，五权宪法是要在训政时期结束、宪政时期开始之时付诸实行的。[9]他们希望于立宪之下，合汉满蒙诸民族皆有政治之权，建设东方一大民族之国家，以谋竞存于全地球列强之间 [10]。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二是以日本历史上的风俗习惯为基础，合理考量欧洲政治，尽可能吸收合理之处。日本之所以以宪法为根据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国家的富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力求依照宪法治理国家．而清政府则主要是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以维护专制统治为前提的。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建设需要大批的具有宪法学知识和宪政精神的专业人才。

第三，宪法学知识需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化。寻求与注重文化多样性，在多样性中表现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现宪法学的中国元素，就成为未来中国宪法学的基本面向。

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革命报刊总数已达到211种，其中报纸47种，杂志49种，革命书籍115种。最初是对西方宪法制度和有关理论的知识性介绍，后来逐步发展为系统翻译乃至提炼学术观点并逐渐形成体系。

换言之，从武昌起义到《临时约法》的颁布，这一历史时期都处于革命的进程之中。第四，要尊重宪法价值，实现由尊重宪法作为一种政治正当性的形式，到尊重宪法作为共同体生活价值的形式的转变。

[11] 熊范舆：《国会与地方自治》，载《中国新报》第5期，1907年5月。[3] 程燎原：《清末的法治话语》，载《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911年11月9日，《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以下简称《鄂州约法》）由湖北军政府颁布。是则人之所以奔走竞争角逐劳动而困苦者，直接则曰谋生活、谋幸福、谋自由、谋权利，间接则曰要求立宪可也。

西耶斯认为结束宪法纷争的办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要求助于国民自己，而不是求助于那些显贵。我们不可不对三民、五权、权能划分等加以深切的了解。

即使是对西方宪政学说的译介，也不完全是纯粹的学术引进，而主要是为了改造现实的直接需要。重点翻译了日本学者的宪法学著作，如《国宪泛论》、《宪法要义》、《宪法法理要义》、《万国宪法比较》、《宪法论》、《英国宪法论》等。

（三）革命派对清政府立宪活动的批判清末宪政考察活动对宪法学知识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虽然清政府师法日本，二者在立宪的起点和目的上却截然不同。其三，对西方思想家和著名政治人物的生平及学术介绍，如梁启超撰写的《卢梭学案》、《民约巨子卢梭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霍布斯学案》、《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

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需要综合的标准，尤其需要宪法的标准。注释:[1] 根据《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统计，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481-493页。在这个过程上，宪法学知识的本土化面向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一是探讨适合本土的宪法制度，如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学者们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自治理论。如果我们没有宪法，那就必须制定一部。

他认为，制宪是国家的头等大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把中国纳入民主宪政轨道的必经途径，因此主张制定宪法应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相对来说，立宪派在预备立宪中的影响力是比较有限，因为当时主张立宪的政治家和学者或通过在日本学习，或通过访问考察而直接受了日本正统宪法学思想的影响。

在介绍外国宪法方面，学术视野也更为开阔。1905年，汪兆铭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写道：国民云者，法学上之用语也。

《鄂州约法》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否定，具有启蒙和促进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意义，对其他省宪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也具有示范功能，在平等原则下对人民政治、经济、人身、思想等自由和权利的系统确认，不仅为以后许多独立省份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全盘继承，也为其后几乎所有类型的宪法所摹仿。第二，发展性，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宪政实践的开端，对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具有基础意义，而社会主义宪政的实践是对辛亥成果的发展。